这一卷围绕经济学中的需求下笔。但就像这题目所说的，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何谓科学的方法？说物理或者化学，我们能够想到科学上去，因为这里会涉及到大量的科学实验。实验是用来验证理论或者假说的，如果被实验推翻了，这理论或假说就不成立。经济学是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也要做实验进行验证。只不过情形有点变化，因为实验室不是一间屋子，而是整个社会。

这里面有一个不肤浅的哲理。一门科学的进步总是由一系列待验证的命题构成的。命题提出后，首先有要被证伪的可能。然后我们去做实验，如果真的被证伪了，我们要加限制条件，设法补救，如果代价太大，则干脆放弃；如果没有证伪，则说明被事实验证了。但这只是说理论被今天的事实验证了。也许明天会发现新的事实，会推翻今天的理论。那么明天就要在今天这个理论上进行修改，或者干脆提出一个更新的理论来取代今天的。但明天到来之前，今天的理论就是最有效的。科学的发展大概就是沿着这个轨迹进行。张教授用开篇一整章介绍这个方法，用意很深。

上面说的这个是科学的逻辑或方法，核心是提出的理论要接受事实检验，而且重在有被事实推翻或证伪的可能性。张教授还提出了几种看似科学实际上却是“非科学”的方法，最典型的是“套套逻辑（同义反复）”。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这是目前市面上大行其道的“扯淡”理论的一个变种，很适合我从事的这个行业，今后我会详细讨论。

经济学是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这是全书的核心思想，张教授不厌其烦地重复再重复。而那些与之相关的政策建议或是功过评说则不是经济学的范畴。经济学没有办法教人赚钱，如果想赚钱的话，可以去读商学。解释世事是经济学的唯一目的，也是唯一可能做到的。

像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由一些基础的假设构成，然后在这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来接受事实的检验。这些假设包括“自私”、“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等等。这基础是对是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能否接受事实的验证。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总是要在最基础的地方有一致的意见。比如数学上的一个基础是：一加一之后会等于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名字叫二。如果你非要说叫三，那就讨论不下去了。这就是基础，不容有争议。当然，如果这个基础是“胡扯”出来的，以此建立的理论注定要被事实推翻，那么这个基础也要重新选择。

我们生活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稀缺，就会有竞争，而竞争总会有代价。人类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原因在于人们能够为竞争设定准则。怎样算输赢？市场上投钞票，我比你钱多，我是赢家，这是“价高者胜”；政治上投选票，你比我会忽悠，那么我甘拜下风，这是“票多者赢”。准则定下来了，就要有一套竞争的具体规则，有一套约束条件（或称局限条件）。经济学最困难的地方在于约束条件的选取。道理是简单的，约束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情，在屋子里面拍脑门是拍不出来的。

用来解释行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这是整本书的主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主义以及更早的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或是对世事的分析有重大遗漏，或是压根儿对世事了无兴趣，纸上谈兵之后，便去忽悠政府。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伟大的剑桥传统，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学定下了一个框架，有内容。但科学总是在不断的向前进，一百年以前的许多看法，今天是要转变了。

按照老张的理论，既然解释行为是经济学的唯一用途，那么这传统的理论框架就要修正，没用的要删，有用但遗漏的要补。首先是功用（Utility）这个概念。做数学运算是可以的，尤其是边际(marginal)理论现在广为流传，把微积分之类的再一用上，经济学基本就变成了数学。这个概念用处不大，因为用它很难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含义。推来推去都是在做数学运算，离世界越来越远。

需求定律（价格或代价上升，需求量会下降）是这第一卷的核心所在。道理看似简单，其实湛深无比，这是因为简单的理论往往有复杂的层面，这样的理论才是伟大的。按照老张自述，他的所有理论差不多都可以简化到需求定律上，可谓“一招鲜吃遍天”也。

经济学的入门课里总有如同剪刀一样的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交叉点就是所谓的“均衡”。在这里，价格被定下来，供应量与需求量等同。交叉点之上的叫“过剩”，之下的则叫“短缺”。这传统有很多问题，按照老张的阐释和我自己的理解，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何谓“过剩”或“短缺”呢？按照传统的解释，如果价格被压到交叉点以下，供应量是小于需求量的。市场就不会被clear掉。但怎么可能呢？一买一卖，无论如何，市场上的交易最后一定很清楚。“过剩”有同样的困难。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这都是凭空编出来的，真实世界里压根没有。此“原罪”也。

其次，这理论在很多地方没法直接用。比如一个国家，他要是没有市场怎么办？就像太祖时代的中国。这两条曲线是不管用了，但需求定律管用。只要把价格换成代价就可以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没有价格机制，但总有代价，无论做什么。即便是为了购进一些家电设备，可能都要走后门，这就是代价。

第三，即使在有市场的社会里，价格机制也不一定总有效。就像上面说的，假设政府把价格压到交叉点的下面（价格管制），会发生什么呢？真实的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呢？传统的理论在这里只是用一个“非均衡”来遮掩。此乃解释力不足之症。

张教授的老师阿尔钦（Alchian）曾经说过一句伟大的话：“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么决定的更重要”。价格作为一种竞争胜负的准则，有用，但有时会被人为武断地废掉，就像价格管制中的例子。既然这个准则被废掉了，那么就得用其他的准则，于是我们在市场上见到了排队轮购、论资排辈、搞关系之类的现象。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彻底，这些还都能见到。这部分理论是老张对新古典的修正，我认为很精彩。

         要解释世事，就要对真实的世界有清楚的了解。约束条件的选择至为重要。因为只有搞清楚了局限条件，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才能推出来，继而接受事实的检验。局限条件有那些呢？价格、代价、成本、私有产权、交易费用，数之不尽。

有时候对于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其内在的局限条件也难以获取。老张走的这条经济学的路子在这一关节上用力最多，也最为费时。调查一项局限条件往往要花很长的时日，转眼间日暮黄昏，英雄老矣。今天主流经济学还是以黑板、数学和政府建议为主，这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吧。按照需求定律的阐释，代价太高，问津之人自然会少了。

最近电视、报纸和其它媒体都在不断报道中国股市尤其是A股B股的行情。2006年的超级牛市让许多老百姓重新加入了炒股大军。但专家已有建议，中国资本市场风险已在酝酿，投资人应理性、慎重。

大的机构会认真分析，趋利避害，但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恐怕没这个耐性和技术去搞那些复杂的投资模型。因此市场上一旦出现大的波动，恐怕一般小投资者的利益会首当其冲遭受损害。如果缺德的“庄家”出现，把整个市场虚托上去，然后让无知者买单，造成的后果将极为恶劣。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这种火爆场面（格林斯潘所谓的irrational exuberance）的直接原因是流动性过剩，说白了就是“钱多得烧的”。巨额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等因素导致大量的“闲钱”四处乱装。由于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因此大都砸在了股市和楼市上。所造成的这些资产价格的非理性增长已经开始引起监管部门的警惕。

这就又绕到了资产价格这个老问题上。按照费沙的理论框架，资产价格是由它的一连串的未来收益决定的。这些不同时点上的收入按照利率折现到今天，累加在一起，便是资产的价格。但是我们没有水晶球，没有人能够对这个数字做准确的判断，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但是人们在市场上是要对这些资产进行交易的，因此必须事先确定价格，行话叫“估值”。但是既是估，就未必准，而且特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对于股票这种资产来说，就有一帮投资银行天天做定价这种事情，为了给市场上的人一个指导，当然，也许是误导。

但是价估得准不准，只有靠市场交易才能体现。因此资产在买卖中还有一个价格问题。比如现在市场上“闲钱太多”，那么对于有限的股票来说，这种强力的需求就会把价格推上去。这种市场价格是费沙的真实资产价格的一个反映，但并不一致。现在的情况是这个价格已经被推得太高了，已经离了谱了。这是很危险的。这就好比说一样资产，按照未来收入流折算为100元，这是它的真实价格。但是市场玩命追捧，价被提到了1000元。然后一个哥们把它买下了，但后来发现它能带来的回报只有100元，此时他会比较抓狂，想赶紧卖掉，但可惜市场上的人都看到了，已经没有人再想买了。于是这位仁兄就只能每天吃沙子喝风了。这种现象我们习惯成为“泡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同样，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而现在中国股市已经开始有泡沫的风险，而破了的时候倒霉的则是无知的跟风民众。

我们一般买东西的时候，通常是买卖双方都觉得合适才成交，这对于二者都是有利的。张五常曾经用过“换值”和“用值”这组概念。只有当“用值”高于“换值”的时候对于个人才是有利的，他才会去做这样的买卖。比如买一个苹果，商家标价一块钱，那么换值就为一块钱。但我觉得对我来说“用值”两块。好，那这个苹果我买了，交易就发生了。在这种情形下“用值”是比较好衡量的。但是买卖资产就比较难。这个股票10块钱，我投资购买它的原因是希望它将来能为我带来收益。但它未来的收益折现到今天——股票资产的价值，也就是“用值”，是不容易准确做出判断的。因此这个“换值”和“用值”的关系就比较难判断，前者高投资失败，后者高投资成功。相对于一般商品的交易，资产买卖更要讲究投资人的眼光，对市场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对风险、不确定性的驾驭掌控。

 

2007-2-1

这本书是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所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的集结。上周读此书，再一次加深了对周老师研究领域内容的理解。作此文章，不敢说是书评，权当作读书笔记或者内容总结吧。

书的题目就很有意思。“收入是一连串事件”（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 这是费沙所著《利息理论》的第一句话。费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原因在于他第一次看清楚了“资产”这个概念并且提出了其理论分析框架。按照费沙的理解，资产的存在是导致“收入”的原因，并且这个“收入”是一种连续的状态。但是资产的大小、规模却要反过来计算。它是靠未来的这些持续不断的收入的价值决定的，即把未来的收入价值按照利率贴现到今天，加在一起形成所谓的“资本”。因此，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资产是“源”，收入是“流”，二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这个“未来的收入”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同样一件资产来说，人们的预期不同，估算出来的资产价值可能会大相径庭。于是在市场上，人们倾向于交换这同一件彼此估值不同的资产，成交价格一定在这二者的估值之间，保证买者卖者均得利。于是乎，资产便经不同的人而易手，流向估价更高的地方而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其实正是我们在政治经济学课堂上学到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经济问题总是环环相扣的。在实际的市场上，能够保证这种“资产易手”的顺利进行却并非易事。于是我们便又回到了科斯的那个最重要的理念：产权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产权的三个重要属性——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尤其是转让的权利，如果没有很好的界定清楚，资产即使出现了不同的估价也只能“望市兴叹”。

周老师这本书中大多数文章都是围绕“产权制度的变革”来下笔，这也是他研究的重心所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包括农业问题、土地制度、垄断管制、市场进入、国资转让以及教育问题。我们可以透过产权这个视角来观察在这些领域中，政府、企业家和普通人的行为是如何演变的。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在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许多制度上的难题。但我读后的感觉，还是认为农民收入问题是根本。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农村市场构成了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底部，只有这个底部的购买力真正增强了，中国整个经济才会得到持久的发展动力。差不多30年前，农村开始逐渐施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业生产能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并由此引发了后来20年城市化的发展。现在农业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这在未来几十年或许会形成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中央这几年如此重视农村问题，个中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从产权的角度来看，农民收入上不去的一个很大原因是“集体制”所导致的权利归属不明确。最明显的例子是土地的收入分配。目前我国城市建设的土地供应制度依然是政府廉价从农民手里征地，然后再转给工业或商业。但是这样的一次转手，土地增值何止千万倍，然而农民却无法享受分文。法律规定，土地是属于“国家的”、“集体的”。但是“国家”、“集体”这样抽象的概念在实际中只能找几个“当官的”做代理才能实施起来，农民是无法公平享受土地这样的资产在市场上交换所带来的补偿的。张五常在研究佃农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重要的推论：如果一件资产的收入权利受到抑制，那么该资产实际上会有“非私产”的属性。如果我们把农民土地收益权也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土地产权混乱这样的结论是不难推出的。

意识形态告诉我们，“家长”是永远不会错的。但是我们有好多问题，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就会发现实在是荒唐得离谱。书中谈到了不少“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具体的故事这里省略了，如果抽象概括一下，应该是这样的情形：

1）  一个足球队，我是裁判，但我也是球员。你说这比赛怎么踢？

2）  市场上有钱可以赚，如果大家一起上，利润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我大喊一声，这个买卖只能我做，别人统统不能做，于是我就能够赚很多钱。其他人可以做的只能是翻白眼儿，流口水或者打家劫舍……

那些经济世界里的真实故事看似复杂，其实有不少经过简化后就是上述的情形。这样的荒唐事如果依然得到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就真得怀疑自己的智商了。

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观点，即所谓改革的互动性。中国经济变革的力量大都是“草根”的，都是劳动人民在“被逼无奈之下”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政府官员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拍出来的。无论是农业的承包制，还是国企的改革，都是这样。这是一个自底向上的过程，群众的创造经过国家的认可，变成法律，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我认为，首先这再次印证了人民群众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第二，国家应该给这种自发“原创”的制度留有伸展的空间；第三，要有开明的领导。这个最不容易。中国民间所传，“五百年”才有圣人出。在官本位的中国，敢冒制度风险的人是不多的，因为“做官”与“做事”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相容。

公司的本质就是一组契约（contract），要素市场上的契约，产品市场上的契约。市场经济要以此为基础。然而这些是要以权利的清楚界定为基础的。失去了这个前提，契约的效力就大打折扣，因为各种“违约”的力量会内在地产生。我们今天经常倡导的“诚信为本”，是要有一点制度基础的。

回到费沙的资产理念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里说生产要涉及资本（capital）和劳动（labor）。但是在费沙的眼中，所有这些都是“资本”，它们是未来收入的源泉。过去所谓的“劳动”，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狭义理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是越来越多了。据说舒尔茨提出这个概念之后，芝加哥大学有无数的博士生在此领域下注。学生每天用功学习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追加人力资本的过程，希望将来能够获得更可观的收入回报。我们也时常听到有关“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实际上那些“资金”、“设备”等物质资产自身是无法创造财富的。这个过程必须要有企业家参与进去，才能为未来创造价值。所以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各项资本放到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怎样衡量每一部分的贡献？这是有意思的问题。这本书关于人力资本的讨论不多，周老师的另一本集子《挑灯看剑》中有不少文章。

我们今天对待国有资产流失和保值增值的态度也和费沙的资产理念有不少出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过于强调资产的账面价格了。然而当资产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出资人永远是“向前看”的，他对资产的出价要基于他所评价出的资产未来的收益。历史上付出的“沉没成本”不是真正的“成本”，因为它无法涉及到“选择”的问题。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总是面向于未来的。费沙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认清了资产的这种“未来属性”。“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不错，但收入是未来的收入。“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收入的大小，因为未来永远充满着变数。收入值或大或小，资产值也就随之消长。

经济学中有几句话是经典得足以传世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两句，“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费沙），“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科斯）。还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弗里德曼），“价格决定什么比什么决定价格更为重要”（阿尔钦）。先贤这些精炼的智慧仿佛是希腊殿堂的神柱，撑起了一个传统。后人再把更多的故事填充进去，这个世界就变得更加澄明。

 

Btw：读此书时，陆续接到安永和普化永道的两个offer，因此狗尾续貂一下费沙的名言：

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 so is offer.

 

写于2006-12-21 凌晨

     前些日子在网上订了本孔庆东的《千夫所指》，俩字儿概括：好看。老孔看来是得到了鲁迅的真传，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我不知道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心态，但阅者确是“喜形于色，思发于心”。有的时候，看老孔的文章会有特别解气的感觉，知道原来这世界上骂人也可以达到如此艺术的高度。作者虽然外表上是马大哈的土匪气质，但却“匪”得可爱，比那帮道貌岸然的君子强出不知多少。古人云：“大智若愚”。只有这般“没心没肺”的人才真正具备侠胆柔肠。诚如斯云：“长风掠过，谁的眼泪在飞？”

 

     第二本书是那天中午我在三角地偶然碰到的《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OZ国历险记》）。这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之一。现在网络方便了，我可以下载到所有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但是唯独这一部我始终找不到。我还记得动画片中那美妙的音乐和小主人公Dorothy（陶乐斯）可爱的表情，当然还有我们的稻草人，机器人，狮子先生和小狗托托。我记得片中总有这样的场景：黑夜降临，小姑娘望着满天繁星，心中无数次自问：“堪萨市在哪里？我要回家。。”然而在回家之前，她必须和她的同伴们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挑战。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西游记》，修成正果前总是要“久经考验”。正像通往西天的充满妖魔鬼怪的取经之路一样，OZ国也是虚幻的。陶乐斯被飓风吹走，吹到一个虚幻的童话王国，经历一番历险之后，最终凭借魔法风回到了堪萨市大平原的家。然而它究竟带给人们，尤其是孩子们什么样的意象呢？我以为，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种最好的陶醉办法，因为它充分说明了什么是“神奇”、“历险”和“想象力”。对于接触世事的人来说，此书的价值在于让你暂时逃离这个荒唐的世界，去领略那一番“简单”和“美”。尽管同样需要付出努力去争取成功，尽管同样前途茫茫无知，但在OZ国的历险却永远显得温暖、快乐。OZ国摒弃了所有金钱的罪恶和权利的黑暗，剩下的则是一种朴素的人性和自然美。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一反传统，写一本新的童话给当代的孩子们。

     该书成于1900年，于1902年改成舞台音乐剧，名噪一时。我在书的最后一页发现原来作者Baum在1929年去世之前一共为这个故事设计了17个结尾。在他走到生命终点的时候，他躺在病榻上对妻子说：“现在我们可以穿越那移动的沙地了。”（Now we can cross the Shifting Sands）看来作者是真心陶醉于这个故事。他不仅仅把美妙带给世人，更是永远地留给了自己。

 

     第三本书，就和OZ风格完全不同了。不过同样是在三角地偶遇到的，名字叫《厚黑学》。我买回来当天晚上读了一些，不禁拍案叫绝。以前零星接触一些厚黑知识，这次得系统地学学，否则将来到社会上太白痴。作者李宗吾举的那几个著名的例子，我都认识。脸厚的刘备，心黑的曹操，脸薄心黑的范增，脸厚心不黑的韩信，脸不厚心也不黑的项羽，还有厚脸黑心全都占全了的刘邦，司马，当然还有朱元璋。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由厚黑精神串起来的。作者举出的厚黑三种境界值得反复琢磨。这个功夫修炼好了，将来为人处世必可洞若观火。

    

最近又看了本书——《西风凋碧树》，是讲宋朝历史的。从五代战乱、太祖立国到元灭南宋差不多三百年的时间跨度。相比于《明朝那些事儿》而言，作者明显是学究型的，文字有点绕口，毕竟不是大白话，读起来有点累。不过那段历史还是值得关注和反思。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一个朝代，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对文化的过度倚重却给这个帝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士大夫们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极为独特的。宋朝已不再有汉唐的雄风，与之相对的，那种阴柔、悲凉、无奈的氛围却始终挥之不去。三百年来，除了南宋岳飞抗金有过那么一点有骨气的作为之外，整个帝国对待外族的辽、金、蒙古始终是割地求和、城下之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上最窝囊的一个朝代就是宋朝。清朝最后也是既割地、又赔款，但是康雍乾的时候毕竟雄视过天下。但是宋朝从一开始就显得底气不足，难道太祖将首都定在汴梁（今开封）这个无险可守的地方一开始就注定了帝国的百年悲哀？

然而宋朝的国脉还是延续了三百年，在中国历史上这也算是大的朝代了。天子少有作为，推动帝国这辆破旧马车前行的重担就自然落在了那些以“仁义道德”标榜的士大夫身上。变法图强，锐意进取，何尝不是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梦想，然而阻力是常有的，对立是自然的。然而，当这样的争论无休无止直到演化成针对个人恩怨的意气用事的时候，帝国的前途就真的黯淡了。天子无为，奸相擅权，几个关键的人物——蔡京、秦桧、贾似道，最终驾着宋朝这辆在崎岖山路上颠簸行进的破败马车滑向了无尽的深渊……

从汴梁到临安，西风吹遍，落寞、苍凉。

宋朝的文明是灿烂的、辉煌的。虽然江山易主，但是它的精神保留了下来。那种在失望、无奈中求索、奋起的精神、那种国家意识和民族骨气，还有在这过程中养成的民族劣根性的陋习，都被传承了下来，影响着后面的世世代代。

作者在书中的一段话，引用在此：

“大宋王朝灭亡了，对自身文化过分的自信和依赖使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血泪痛苦。但是，第一次被异族统治的中国却像一所被人打开了大门的学校，以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和博大胸怀教育和融会了所有走进这个光辉殿堂的人，正是宋代的独特精神奠定了中国世界从此以后的长期统一和稳固。

汉唐以后不再有汉唐，但宋以后中国却永远是中国。”

 

 

这个还是上次在网上碰到马琳同学，她向我推荐的今年特别火的一部网络历史文学。果不其然，从第一篇读下去，就有欲罢不能之感。作者“当年明月”用浅显诙谐的文字为我们讲述了600年前大明帝国那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草根作品，是为一般老百姓写的书。看这本书是轻松的，是畅快的，是过瘾的。没有繁琐的考证（作者心里面有，但是不会呈现给观众），没有艰深的文字，所有的只是在朴实和诙谐的大白话中讲述帝国的兴衰际遇和人物的离合悲欢。现在这个作品还是在纸上，如果哪天哪位牛人能够用评书的形式把它讲出来，就更出彩了。

作品的写作形式也与众不同。这个原是作者发表在天涯博客的长篇连载，后来又转战到新浪。现在点击率彪升，短短半年功夫，已经快400万了。作者每天写两千字左右，很少间断，故事一点一滴地向前推进。从朱元璋要饭开始，到太祖建国、燕王篡位、建文之谜，仁宣之治，现在已经写到“土木堡之变”了。一篇一篇地写，然后一篇一篇地发表在网上，有点像当年的金庸。整个明朝跨度将近三百年，想来作者真是在做一件不小的功业，这个东西如果最后完成一定会名噪一时。

最近作者把前面一段文字（老朱要饭——燕王篡位）这一部分集结成书——《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差不多三十五万字。我在网上买了一本，然后四天就看完了。可见魅力之大。

我已经向好多人打广告了。这里把作者的博客地址再贴一遍，真是不错的作品，不要错过：

http://blog.sina.com.cn/m/dangnianmingyue

 

前面说过，本来这次十一是要到大漠敦煌的，但是正轨渠道买不到车票，只得作罢。车站的售票大厅挤满了人，可见车票销售市场火爆异常。恐怕有的人排队的时间比坐车的时间还要长。正所谓“千金易得，一票难求”。但与此同时，在此不远处的另一个市场却也同样热闹非凡，这就是所谓的“黄牛党”，俗称“票贩子”。以前这些人给我们的印象要么是灰头土脸，要么是凶神恶煞，看你徘徊在车站附近，就主动凑过来，小声问“要票么？”这两年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票贩子门开始在网上交易。这是一个类似于C2C的交易平台，票贩子先通过各种渠道搞到车票，然后转手在网上卖出，成交价格一般比车票的票面价格高出几十块钱。双方议定好价格，然而约一个地点进行交易。看来随着科技的进步，黄牛们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

这有点像股票市场。火车站卖票是一级市场，但不幸的是所卖出的票估价过低，车票流通出去之后还要经过一个“二板市场”——“黄牛市场”，票价就被抬升上去了。但和股票的“二板市场”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市场是不规范的，好多时候带有暴利倾向，因此政府要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黄牛低买高卖，所赚的利差是他们的非法收入。但既然是有利可图，因此这种行为也就屡禁不止。把警察同志累得够戗，黄牛依然很牛。

个中道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价格”这个作为资源使用和收入分配的信号在火车票这个市场上已经失去了作用。由于车票价格被压低，因此造成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在古典经济学中，这会在剪刀上形成一个“缺口”。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个缺口是不存在的，供求无论有多么不平衡，市场上的交易依然能够出清——所有票都被卖出了，所有票也都被买进了。所不同的是，在对车票这种稀缺资源的争夺上，价格不再是唯一使用的竞争规则。既然有稀缺和竞争，就必然要为竞争增加约束，价格这个约束条件不能用了，那么就要添加别的条件。现实中所见到的除了排队以外，走后门的比较多。是的，我有朋友的家长在火车站工作，像到了春节这种比较紧张的时候，总能买到不错的卧铺票。走后门是托人情，人情也是有价的。所谓“情意无价”，是说价太高了，不是真的没有价格。

价格机制被抑制了，但它会通过其它途径表现出来。走后门、搞关系、托人情是一个办法，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家长都在火车站工作，因此民间想出的办法就更为草根。价格在官方那里被压住了，那么在民间就要想办法“搞活”。于是黄牛出现了，价格提高上去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板市场”上的车票价格更能反映市场上的真实供求。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转到了为什么官方把火车票价格“压低”。火车票价格偏低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受市场的力量，比如供给比较大，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价格会下降；第二个就是人为的作用，把价格硬性压低到市场价格之下。我认为目前我们多半处在第二种情况。铁路是属于国家垄断的行业，如果按照市场的实际要求来进行供给，垄断利润肯定没有减少供给来得高，这是最基本的垄断经济学分析。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供给不足。如果价格机制能够完全发挥作用，那么票价一定是高涨的。但是现在恰恰是这个市场力量被抑制住了，于是有了上面的故事。

官方压价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可以说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价格不能太高。的确，我们现在好多的旅客并不是很富有，像农民工，付不起高价车票。但我们目前的情况却正好是需求旺盛，这是由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每到年节假日，大规模群众全国性的迁徙活动可谓世界奇观。套用那句电影台词：“买票的来了，你挡都挡不住”。如果票价太贵，该回家的回不了家了，造成的“社会成本”政府是不愿买单的。

黄牛不仅仅出现在火车站附近。事实上，凡是价格机制被扭曲的地方，都有可那出现这种情况。北大百年讲堂旁边也有不少票贩子，低买高卖的把戏如出一辙。按照实际的供求情况，票价要比现在高得多。但是讲堂开在学校里，和开在外面马路上还是不一样。它要照顾到学生的购买能力，因此价格也是被压低了。不过那些需求比较大的好看电影都要反复放映好几遍，这是增加供给的作用。同时，有些演出在购买的时候限量每人一张，并且要求出示学生证，这个办法能够比较有效地抑制投机倒把的行为。不过即便如此，票贩子依然遍布讲堂周围。

怎么对付牛贩子呢？比较流行的方法是通过所谓的“教化”。在社会上宣传、在学校里教育，告诉人们不要买黄牛的票，不要给他们市场。但实际上执行的效果却并不怎样。买者不绝，卖者依旧。正规渠道买不着，只能被逼到非正规渠道，那些宣传、说教毕竟当不了饭吃。真实的情况是那些搞宣传、说教的人多半从不担心自己买不到票，可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可以到黄牛那里买，但是要掌握买的时机。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要主意火候。比如你要到西安去玩，那么要背个抱提前到火车站候着，等快开车的时候再从黄牛那里买。因为这时候火车快开了，车票马上就废了，票贩子手持车票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他们最后还是找不到买家，那么只好提前退掉，自己要损失一些手续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最为“脆弱”，你可以和他们讨一个好价钱。这个时候成交价格可能比票面价格还底。因为他们卖不出去要么作废要么得退，还是折个价卖给你损失少些好。之所以这个难度比较大，是因为不确定性太强。你都准备好要去旅行了，到车站就是没碰到倒卖车票的，或者早就倒卖光了，那么就只能回家了。

关键问题还是要扩大供给，近年来的几次铁路提速就是为了增加运力。民航、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能够减少铁路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的作用。但是从目前的现象来观察，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好多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现象。听说十一石景山游乐园由于人数太多造成安全隐患，因此每天门票施行限量销售。但在强大的需求购买面前，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转手高价出售公园门票的黄牛。不是牛贩子太多了，而是我们的公园太小了。

 

 

上周老刘同学给我推荐了本书，书名是《天公不语对枯棋》，听起来挺沧桑的。副标题是“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乍看起来，像是一本艰深的学术著作，讲述晚清的历史。但是过于学院派的东西我倒是不喜欢，因为自己没那个水平。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草根性质的东西，人民大众都能看得懂的东西。当年的白居易写诗，一定要念给邻家的大妈听。大妈听明白了，好，说明这个诗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同样看书我也喜欢轻松一点的，不要啥事儿都搞得那么严肃。因此我对在图书馆碰到的《二十四史》向来只是翻翻而已，看不进去的。相反，像《明朝那些事儿》这种著作我却是爱不释手。

抱着这样的态度我翻开了这本我本以为是学究一样艰深的《天公不语对枯棋》。然而出乎我意料，其内容与我原先想的大相径庭。这其实是一本历史游记散文，整本书分成大大小小十几篇，每一篇围绕一个景点，或是遗址，或是故居，讲述那段已经淹没在人们记忆中的岁月历史和人物。如果简单地评价一下，那可用四个字——引人入胜。

的确，作者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不仅仅是简单地讲故事，更是要把许多历史信息和作者本身的情感交融在一起，这样形成的作品才有感染力。历史是复杂的，“多线程”的，是不能瞎编的。这一方面要求作者要有好的叙事技巧，也要求有足够的史料支撑。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是论文，要么是戏说。

然而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在于它的实物性和情感性。作者每写一篇故事，总是要先到故事曾经发生的地方探访、凭吊。也许是面对金璧辉煌的雄伟建筑如故宫，也许是面对巷陌深处的几块残转断瓦。然而景物的背后是无限的幽思和感伤，作者会把你从现实带回久远，去体会那一番悲喜沉浮。好多故事，确实是在传统教科书上读不到的。但教科书讲述的历史未必是史实，因为它是有顾忌的、有偏见的、有它用的。但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是摒弃了这些顾忌，那些历史遗迹好像变成了穿越时空的老者，在为你细细诉说的同时，带给你无尽的亲切感和真实感。你会蓦然地发现，历史上的人物原来是这样的，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文章结束之处，作者会再把你拉回到现实中来，面对沧桑的旧物，你兴许会沉思良久。每每此时，我掩卷重阅书名——天公不语对枯棋，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几篇故事印象深刻。“半生名节，秋风宝剑孤臣泪”的李鸿章，“失鹤零丁”的两代帝师翁同龢，“哀蝉落叶”宁寿宫前凭吊珍妃，“落尽夭桃又侬李”八大胡同和塞金花， “阅世空有后死身”的“戊戌政变”，以及“岁月山河”站在圆明园的废墟前。作者写得精彩，阅者看着过瘾。

顺便说一下作者。姜鸣，学历史出身。但后来工作以后工厂工人、机关干部都做过。现在是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上海总部党委书记。他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许多观点、见解都不亚于专业的史家，有时还更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样的人，挺值得佩服的。

假期看了本书，叫《帝国的惆怅》，其中第一篇“明月何曾照沟渠”，讲得是“晁错之死”；前几天又读了一本《汉代风云人物》，里面重复了这篇文章；这两天看电视剧《汉武大帝》，开头的几集也是这个故事。印象是越来越深。细想起来，这个事情里面有不少地方值得玩味。

故事发生在西汉景帝那一朝。当时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处于过渡期。汉朝以前的国家施行“分封制”，比如像周朝，一个天子，剩下的是诸侯。诸侯除了定时向周天子进贡以外，有钱有权有军队，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封建”之名即由此而来。但是后来这个制度逐渐被“郡县制”替代，那种类似于“联邦”的国家就慢慢变成了以天子为核心的中央帝国。这个过渡实际就发生在西汉初年，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候。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并没有对国家的组成形态进行“休克疗法”式的改造，而是采用了温和的渐进策略。也就是在首都长安周围施行“郡县制”，而在较远的地方施行“分封制”，由刘家子弟各领封地。因此，所谓“一国两制”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西汉开国之后的几朝，高举老子的道家思想伟大旗帜，治理国家能不管就不管，基本上让老百姓自主择业，自行发展。对于这个“一国两制”的政策，自从刘邦定下后，下面的几朝皇帝都没有更改。但是到了景帝这一朝，出了个叫晁错的大夫，他说，这个制度不行，长久下去，会影响大汉基业。晁错早先是景帝的老师，俩人关系很好。晁错在朝中也很有权势。因此他的“削藩”思想一直在对景帝刘启施加影响。

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国泰民安，“和平与发展”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时候能够产生“削藩”的进言一要勇气，二要见识。晁错的勇气是有的，敢于和满朝文武作对；见识就更了不起，他充分认识到了诸侯这种地方政府加合法武装的组织长期以往会拥兵自重从而对中央产生潜在的、颠覆性的威胁。因此，他进言景帝，一定要削了他们！你不削他们，他们早晚会造反。这个结论是对的，尽管当时没几个人能够理解。

景帝终于被说服了。为了大汉的长治久安，他下了“削藩策”。诸侯一听就急了，你不让我过日子，你也别过了。这就是后来的“七国之乱”。真的反了。

景帝有点郁闷，因为他还没有经历过战争，真的动起手来胜负难料。前线的战事一直比较吃紧。这时有个叫袁盎吴国旧臣给景帝出了个主意。他说诸侯暴动打出的“官方口号”是“诛晁错，清君侧”，如果把晁错杀了，诸侯就失去了合法的战争理由，自然会退去。于是景帝一时白痴，将晁错“衣朝服腰斩于长安市东”，酿成了西汉初年最大的冤案。

晁错被杀后，诸侯叛军不退反进。其实谁都知道，“诛晁错，清君侧”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他们觊觎的是你大汉天子未央宫的宝座。你把晁错杀了，他们照打不误，决不会因为失去了“正义”的借口而罢休。这好比美国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我要收拾你；但是武器没找着，我照样收拾你。

景帝是善良的。他其实是不愿意打仗的，因为打起仗来，生灵涂炭，元气大伤。所以只能可惜晁大夫了，无奈却是“飞蛾扑火”。但是善良不能当饭吃，对待暴徒只能以暴制暴。所谓“一仗打出十年太平”，有的仗该打还是得打。这方面景帝得向他儿子汉武帝学习。

造成这出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君臣都有不是。前面说的景帝虽然善良，但却有些懦弱，关键时刻立场不坚定。既然已经下了“削藩策”，则证明清理藩王决心已下，再杀晁错就是反悔。对那些藩王来说，这一行动无疑是“示弱”的表现，他们会因此而更加嚣张，怜悯和体谅是没有市场的。“示弱”实在是政治的大忌，在一个你死我活的环境中，仁义道德这样比较冠冕的东西是不管用的。景帝像彪哥的那种“按套路出牌”的打法不输才怪。这种事情要不就别做，要不做了就别后悔。像朱元璋那样，“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其次就是晁错本人的人品，实在是差了一点。不仅仅政见与满朝文武向左，而且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是一塌糊涂。搞政治最讲究运筹帷幄，知进退，能曲伸。晁大夫显然是没有运筹帷幄好。被政敌抓住了把柄，如果和同行关系处得好点，也许还会有挽救的声音，但结果恰恰相反。报国的同时，把命也陪进去了。晁大夫是爱国的，报国之心拳拳可见，只可惜他不是皇上。

第三个因素我认为可以归因于制度变革的代价。既然制度变更会影响一些既得利益，那么必然会有阻碍的力量。因此，制度的演进总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有牺牲品了。古代这样，现代也如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政治家的卓越只有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才能看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中首先要生存下来，其次才谈得上周旋于各方利益，进而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或许就是政治的通则，非运筹帷幄、韬光养晦者不能为也。可惜晁大夫来了个本末倒置，第一步就走错了。

天佑大汉，“七国之乱”总算被太尉周亚夫平定了。晁错的理想实现了，然而他自己却没能看到。景帝也深刻认识到了“冲动是魔鬼”这一伟大真理，在晁大夫家乡盖了一座“望鹤亭”，算是缅怀自己的老师。

晁错，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制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写下来的法律法规、规章条文，也包括人类社会自发演化所形成的风俗、传统。相比之下，后者往往更加稳固，要差不多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形；前者的变化就比较大，因为这是一个谁当老大谁说了算的问题。中国的法制不健全是没有争议的，但幸好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它更健全一些。然而中国两千年的“人治”社会要想一下子转成“法制”社会谈何容易。因此虽然有很多制度在位，但是其执行还是要看人的脸色。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类比过来就是老百姓要管，权贵们就要看情况而定。怎么叫看情况而定呢？这又回到了前面说的官场“运筹帷幄”的问题。无论是古代的权臣被杀，还是现代的贪官被抓，其实都是没有“运筹帷幄”好的缘故。统治上层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网络，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往往就能要命。的确，政治就是投机。

传统的中国社会讲究长幼尊卑，伦理治国。统治者有儒家教育这个法宝，老百姓很听话。只要地主头子别太过分，整个社会就能运行起来，但农民起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依然时有所闻。但是如果遇上无道昏君或是黑社会，那么像朱元璋那样的农民创业家就诞生了。伦理治国其实很容易，只要关起门来不断说教，总是有效果的。因为“谎言”说一万遍就成了真理。人们只知道自己家里的事情，觉得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外面的故事传进来了，人们就有比较的观念。孰优孰劣就一目了然了。有朋友曾经去过朝鲜，那地方的海关查的倒不是毒品和恐怖分子，主要是违禁信息。是的，老金必须将门死死关住，外面的世界一旦让里面的人知道，那就完蛋了。

信息流动的加速使得人们的思想日新月异。这种“流动性过剩”必然使统治者们深感不安。孟子的话今天还在中学教科书里，人们怎么会忘？那怎么办？还是那句话，我们中国人有的是办法变通。你不是“流动性过剩”么，那我就堵，流哪堵哪。无论法律上(de jure)怎么说，事实上(de facto)我们的策略是好多事情，老百姓知道的越少越好。你不知道了，自然就不会有异心了。但可惜，孟子还有一句话，并且当年被大禹实践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现在我们好像是忘了。

儒家思想本身是好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精髓。然而我感觉从古至今它就一直在被不断地滥用，好多时候它都被拿来欺侮百姓。统治者说，我是爹，你是儿子，所以你得听你老子的，要不就打你。儿子从此听话了，但是老爹却在外面花天酒地，逍遥自在。这又成何体统？相信这也不是当年孔孟的意思吧。

由此引出的有中国特色的“论资排辈”后来成了资源分配的途径。前面说过，竞争总要有规则约束的，否则就乱套了。既然我是爹，你是儿子，那么一碗饭端上来就得我先吃，吃剩下才是你的。我们看《红楼梦》里的贾府就是这样的规矩。在许多特定的行业，比如教育、学术、医疗，也是要讲究辈分的。然而，正像前面说的儒家思想被滥用一样，这样的“辈分”也会被拿来当成欺压下人的资本。现在在好多行业里都能听到“霸”这个词，比如学霸、医霸，其实正是这种情况。

英彦云：“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s”。 这是说，只有偏质狂最后才能生存下来。这条法则在很多场合是适用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通行条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科学研究。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是爱迪生发明灯泡，不用多说了。科学上要讲究执着的精神，许多试验干扰因素很多，不做上百遍效果出不来；许多问题环环相扣，如果不能打破沙锅问到底，则认识难免肤浅或片面。

这样的精神是可敬的，我们也通常视之为美德。写简历时总是不忘加上一笔，说自己做事有恒心，有毅力。然而，这样的美德是有代价的，在有的场合之下代价可能会很高。我们常说，书呆子不适合搞政治。这是对的。不仅仅书呆子不适合，一般的学者也不成，当然那种以学术为幌子投机倒把的除外，这可能正是中国现在的情形。这类人不是我现在要说的，我现子所指的是那些心无旁骛搞学术的人，这类人不能去搞政治。

为什么呢？因为学术之道和政治之道截然不同。搞学术一定要有执着的精神，盯住一个问题不能放过，钻到深处，有时难免认死理儿。这套方法拿来搞政治，可以肯定的说，是要搞一个死一个。官场上讲究的是收放灵活、变通自如、进退为谷、运筹帷幄。“一根筋走到黑”、“不状南墙不回头”的精神用在官场上等于找死。所以历朝历代有名的政治家都是出色的投机分子。这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竞争规则就是这样设定的。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像“见风使舵”、“顺水推舟”这样的必修课是必须得会的。害不害人先不论，保住自己的小命儿要紧。权利的排他性注定了这样的竞争就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人性好一点的，比如宋朝的士大夫们，可以官场归官场，朋友归朋友。“廷外和解”几率很高。王安石和司马光便属此类。更多的情况是人性差的，落井下石的现象在今天也同样司空见惯。

官场的争夺其实就是权利的争夺。从君王到臣子，皆如此。中国的历史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合到分是帝国衰落的问题，伴随的是内部权利的争夺；从分到合则是外部的因素。天下只允许有一个老大，可是同时出现了好几个，怎么办？那就打吧，打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为止。秦灭六国、楚汉之争、三分归晋、隋唐一统、宋平列国，再到后来的国共大决战，都是这样。君主们玩硬的，不服就打你，打服为止，这是权利的争夺。臣子们呢，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手法往往更加含蓄。不能太明了，因为官场上的不确定性往往是致命的。所以得试探性地来，万一一下子踩上地雷那就老婆孩子全搭进去了。原因是在他们上边有比他们更牛的主子。中国人在官场上的灵活变通是出了名的，最经典的例子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人能够把投机倒把的技巧演绎到极至。老大要传位了，传给谁呢？谁都不知道。有五个候选人，那就分别都意思一下吧。这样最后谁上去了咱都不吃亏。这就像今天买股票，分散风险能够提高收益，如果把钱都砸在一支股票上，一旦这支股票跌下去，你就只能坐着干哭了。说到这，我又想起了一句英彦：“Don’t put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可见人性相通啊。

刘心武大叔在他的《秦可卿之死》里面演绎了一段经典离奇的想象文字。《红楼梦》在第十三回处确实有窟窿，前后接不上。十二钗里面唯一一个死在八十回前面的人还交待得不明不白，因此后人便不断修补这段故事。真伪暂且不论，只说这类事情的可能性或合理性却是足能说得通的。贾府是臣子, 老大人事变动, 他必须要跟对人, 跟错了将来就只能喝西北风了。那时有两拨太子党，贾府必须都得照顾到了，而秦可卿就是这天平上的砝码。候选人有两个就能折腾成这样，要是碰上了多产的皇帝比如康熙，那下面的臣子还不晓得要惨成什么样子了。看看《雍正王朝》就知道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

中国人在官场上变通灵活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创造制度，为我所用。昨天看《明朝的那些事儿》，里面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成祖主棣死后，他的儿子仁宗朱高炽继位。依然按照祖宗成法，由“内阁大学士”辅佐皇帝掌管政务。然而为了不使内阁权利过大，有所牵制，因此主棣当年的政策是内阁成员品级都比较低，差不多是五品的样子。但是他们权利很大，掌管国家政务。于是那些二品的官员对他们就很不以为然。面对这种权利执行力度不够的情况，仁宗试图想改变。但是这是祖宗的成法，他老子尸骨未寒呢，万万改不得。那怎么办？对，那就略加补充。方法就是让那些内阁大学士们在政府里面做一个品级比较高的兼职，比如尚书或监察之类的。这样就名正言顺了，这些大学士们从此就可以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说话有底气了。

这是制度上的变通了，礼法上说得过去，对自己也有利可图。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登封造极，世界上恐怕无出其右。然而在科学上，就差得远了。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是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林毅夫教授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科学革命，所以没有工业革命。那么为什么没有科学革命呢？那是因为没有科学的传统，没有定量试验的支撑。中国有科举制度，但考的都是四书五经里的内容，为的是升官发财，和科学搭不上边。我们有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有无数能工巧匠，但就是没有做出蒸气机。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数人们的心思都不在这，都去官场上运筹帷幄了；另一方面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刚才说的定量试验很关键，这个东西不是小打小闹的，需要反复试错。但很可惜，我们没有那种执着专心的环境。我们的人是聪明的，但是没有那个制度环境，因此人便执着不起来。科学没有传统，工业发展便没有力量，中华帝国从那时候起就落后于西方了。

深挖一层，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里面不无关系。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何谓中庸？我感觉就是不偏不倚，讲求进退。所谓“枪打出头鸟”也是这个意思的引申。这套理念拿到官场是再适合不过了，因为玩政治游戏就需要这个素质。然而搞科学，就正好不对症。学术要是中庸的化，今天的科技决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诺贝尔当年还不如把遗产捐给慈善事业。我们中国当年没有科学传统，今天恐怕也没有。无数“学霸”垄断科技发展，学术成了官场游戏的靶子，那些受“运筹帷幄”的学术大腕们打压的执着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少了。

前两天到西安找同学玩，顺便爬了西岳华山。头一天晚上11点上去，爬了一宿，第二天下午3点多才下来，一共走了16个小时。当时没什么感觉，但现在两腿酸痛难忍，想想简直是玩命。

闲言少叙。在华山莲花峰上，我们看到了当年“智取华山”的遗址和八位英雄的照片，当然不禁肃然起敬。常言道：“自古华山一条路”。上华山是不容易的，这地方绝对是比函谷关还艰险的易守难攻之地。苍龙岭是一条很窄的路，两边皆是万丈悬崖，如果架座机关枪，保证谁也过不去。但我们聪明的解放军战士还是在山民的指引下突破了传统，另辟蹊径，从侧面上了华山。结果，当然是土匪们乖乖地缴枪了。

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拿下这座山呢？如果没有这条侧路怎么办？我想，可以采用祖先的传统战术——围而不攻。首先，华山只有一条路，因此只要想办法把这条路堵上就行了。不用围山，只要堵路。土匪们不太可能顺着悬崖玩蹦极的。因此部署兵力不会很多，成本低廉；第二，山上人烟稀少，虽有水源，而无粮草，敌兵被困久后军心必乱。道理简单明了：土匪也是人，不会天天只喝矿泉水过日子。现种庄稼更是来不及，也没那条件。因此，持久战对土匪是死路一条。解放军只要以逸待劳，在山下守住，兔子不久就会送上门。

但是我们的军队还是把红旗插到了华山顶，这当然很大原因要归功于华山背面的那条小路。真实的情况也可能复杂得多。也许解放军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比如奉上级命令有时间要求夺取山头无法违背，抑或是担心日子久了土匪会破坏生态，滋扰良民。反正土匪早晚都得玩完，那么还是早点好。但是如果没有天赐蹊径，“围”的战术恐怕十有八九要爬上用场。

然而，这个 “围而不攻”的战术虽然能够行得通，但是需要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敌人不能有繁衍的机会。如果我们把华山比做函谷关或是长江，那么解放军就是玩了命也要过去的。因为以它们作为屏障的关中平原和江南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不仅是历代建都之地（西安、南京），也是人口稠密，大有作为之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围”不起来了。

这个结论看似简单，却正印证了我们先民对于土地的态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的国家是要争取地盘，扩张版图的。封建时代，农民附地而生。除了战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迁徙活动之外，广大农民兄弟是不能移动的。因此只要我占了这块地盘，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就得乖乖给我干活，国家强盛以此为根基。历代有所作为的帝王都在极力扩张自己国家的版图，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康熙，皆如此。天下便是如此得来的，当然这种方式也是利弊各有：汉武帝的几次西征基本奠定了中华今日的版图，这是长期的效应；然而短期呢，“一战功成万古枯”，这是劳民伤财的买卖。

所以古代的国家要想富有，必须先圈地。这和今天的房地产商有点像。圈地有讲究，所争夺的地方要么是土地肥沃，气候良好之处，比如中原或是江南；要么是边关要塞，比如长城或燕云十六州之类的。这后者当然也是为前者服务的，后者丢了，前者就很难保住。后晋的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周割让给辽国，使得后来的北宋皇帝长期失眠。结果是我们都知道的，北宋变成了南宋。

富饶的土地、以及保卫富饶土地的战略要地，要争、要夺、要守，因为这是百姓生活的地方，农业发展的基础。然而边关以外“大漠孤烟直”的地方，也就是古代戎、夷、蛮、狄占据的地方，我们的祖先是不太care的。这些地方大都气候恶劣，土壤贫瘠，山地居多，交通不便。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扶贫政策，也不知道地底下有石油或矿藏。花很大力气去争夺这样的地方实在不太划算。

这是我们的先民，准确的说是封建时代的先民对于土地的认识。然而工业社会的到来打破了这一传统。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不再是附地而生了，他们可以流动了。到城市找工作比种地强。因此历史上又一次农民迁徙运动发生了，这次不是打仗，而是“民工潮”。

这种变化不仅仅瓦解了与封建社会相关联的旧礼教、陋传统，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土地的观念。国家的强盛不再是一句“幅员辽阔、沃野千里”就能概括了的。急速的城市化把有限的资源收拢到大的城市, 人们也习惯于把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来作为国家富强的标准。美国有纽约，英国有伦敦，日本有东京，中国有香港和上海。土地面积的大小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是的，放眼世界，当今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好的国家有像瑞士、丹麦、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军事实力强劲的国家也未必就像美国那样庞大，朝鲜，伊朗谁都不好惹。

随之而来的信息化更是加快了信息流动的速度。人们听到更多的是类似于“公平”、“效率”这样的词儿。是的，门打开了，外面的信息滚滚而入，就有对比，就有鉴别。这是信息最强大的力量。人们衡量一个国家富强的标准是在法制基础上经济的运行效率与贫富差距，地盘大小越来越不重要了。我地方小，没有的东西可以从你那边买。是的，正如亚当.思密所说的那样，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上交换有巨利可图，社会的发展何止一日千里。传统上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重要性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资本这样软性的东西。昔日的帝王君主为了搞到一块土地可能会搭上几万人的命，而今天为了是否取消“暂住证”这样的争论可能在社会上搞得沸沸扬扬。

今天世界上的国家扩张版图一类的事情依然存在。海湾战争就是一例，当然伊拉克被打残了，萨达姆也下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入侵行为，神人共愤。但是其他方式的侵略行为，比如经济侵略、掠夺，这种没有硝烟的战斗却时刻没有停止。然而竞争的规则已经改变了，人们争夺的不再是土地，而是资本、技术、市场这种无形的东西。当年的汉武帝如果地下有知，也会惊呼：“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吧”。

 

 

昨晚和几个朋友出去吃夜宵，大家谈起了未来职业的选择和发展。午夜思回，想想这半年来一直在申请实习，通过各种渠道对不同行业的特点也有了一些了解。有人说，将来选工作，要先选行业。这话是对的，不同的行业差别很大，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和生存法则。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我们是在把我们自己“卖”到不同的行业上去。然而，行业相异，“卖点”也不同。从低到高，我大概将其分为四个级别。这里无意于合理性和公平性的讨论，那将是更大的话题。我所写的只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社会环境里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分类。当然，这种分类并不很严格，彼此之间会有些许重叠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宏观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类：卖体力。这是最辛苦的一类，也是最低端的。所赚的钱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血汗钱”。这种工作的性质是更多地依赖于一个人的体力而非智力。大学生应该属于这个社会的精英群体，一般来讲，从事这类工作的比例应该不大。但现在学历急剧贬值，做这些工作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一直是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驱动，作为一个产业整体来看是有竞争力的，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则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第二类：卖产品或技术。这一类比重最大，人也最多。像我所熟知的软件开发行业，就定位在这个地方。搞这一行比较累人，因为技术不断进步，总要面临淘汰和升级的问题。你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产品同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因此总要不断运转。

第三类：卖经验。这种行业是越老越吃香，因为许多知识是重积累而不重更新的。在这方面，律师和医生是最典型的例子。一些比较新的行业比如咨询业，也应归于此类。咨询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特定行业的判断和深层次的把握，没有经验累积是不行的。销售行业也属此类。尤其在中国社会，销售能否成功很多时候取决于人际关系的处理。这种东西也得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才能玩得转的。是经验，要靠积累。

第四类：卖权力。中国行政垄断性的企业向来很霸道，它既是球员、又是裁判，产业的主导者，不服它你就别玩了。当然这种市场上的权力最终还是政治权力所衍生出来的，在中国社会应该是司空见惯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外来的和尚，比如外资投行，他们没有国企那种深厚的政府背景，但是这个市场需要它们的存在。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数量不太多，因此每一家都能在市场上得到来自于其它行业的足够的宠爱。还有不少一战成名的运动员，万人敬仰，受市场追捧，很快就可腰缠万贯。当然，这种权力是他们自己挣来的，和政治无关。

一般的观察所得，是从第一类到第四类，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是不断增长的。刚入行的新人，比如如果选择了第二类，开始收入会比较高，但是弹性不大，未来发展空间较小，也许十年八年之后还是那个样子。第三类、第四类恰好相反。刚开始起步的水平可能会比较低，但是却有很大的增长预期。很多选择第四类的人其实能力并不比前三类的强很多，但他们能够借助行业的权力——这种大的背景——而迅速飞黄腾达。

这是中国的现象。国外的不同，仅举一例。在美国，对劳动力个体重视程度很高，好多时候都是“蓝领”比“白领”挣得多。在美国理一次发的钱可以在中国理好几年了。因此我们这边的第一类行业在人家那边会更受尊敬。

 

 

 

 

 

今天中午翻了一回红楼，碰到一点疑问，脑海里再次出现曾经感兴趣的《红楼梦》的时序问题。

问题其实很简单：《红楼梦》一共写了几年的故事？

秦可卿在临死的时候给凤姐托梦，最后一句话说“三春过后诸芳尽，各人需寻各自门”。关于“三春”如何理解，历来有两派观点。一派是说三春是说贾府的三个小姐，迎春、探春和惜春，当她们出嫁或离开之后，贾府就“树倒猢狲散”了；另一派认为“春”是年的概念。三春过后，意指三年后贾府“家亡人散各奔腾”。我比较倾向于后者。因为贾府中实际有四个小姐，老大元春当时正在宫中。而且向来是四个小姐一并提起，也映着“原应叹息”这四个字。所以“三春”指代三个小姐未免牵强。

如果按照三年的理解则相对明朗很多。因为红楼梦到80回之前主体部分就是三年的事情。但是这要把最开始的十来回除去，这一段时序比较混乱，实际上跨越了5、6年的样子。原因是当年林黛玉进荣国府的时候只有6岁，宝玉比她长一岁，也就是7岁的样子。然而到第二十四回宝玉和贾芸见面的时候，贾琏曾经对比了二人的年龄。贾芸那年十八岁，比宝玉大四五岁的光景，可知宝玉当时只有十三、四了。所以整部书最开始的十几回实际上有“虚写”的味道，至少时间线索并不明朗。

真正重要的关节就是秦可卿死的那一回。上面说了是“三春过后诸芳尽”实际上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计算的。假设这年秋天是99年。那么从第十七回（00年）的元宵节贾元春省亲开始到第五十四回的元宵节（01年），也就是全书一半的时候是第一年的故事。这第一年最为详细，春夏秋冬场景故事一概具全，写尽了贾府“鲜花着棉，烈火烹油”之势。有学者考证出这实际上是乾隆元年曹雪芹家的故事。从第五十五回开始贾府由盛转衰。该回一直到第六十九回是第二年的事情（01年）。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开始是第三年的故事（02年）。后面的故事相对简略，读起来冷淡凄凉，尤其是02年中秋贾府一家在凸碧山庄赏月时，气氛更是凝重、惨淡。这也许正意味着大难即将临头。红楼中八月十五和正月十五这两个日子非常特别，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于此。无论是甄家失火，还是元妃省亲，还是到后来的“开夜宴异兆发悲音”，都发生在这样的日子。但是红楼真本至80回结束，后面的故事不得而知，只能通过前面的暗示、线索一点点推断。我一直很怀疑02年的秋天贾府会遭遇大的变故，而且是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类型的灾难，让人措不急防。于是“呼喇喇似大厦倾”，百年基业墙倒屋塌。而转过来03年的正月十五也许就是全文的终结。

我一直秉持这种想法。但今天中午看到了一个细节却让我产生怀疑。第七十六回，贾府一家中秋赏月，夜已深。贾母希望尤氏早些回去与贾珍团聚。尤氏推却，说孝服未满，要陪老太太一夜。这时贾母说：

“这话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未满。可怜你公公展眼已是两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该罚我一大杯。”

   尤氏的公公是宁国府的贾敬。在第六十三回亡故，那正是第二年（01年）的事情，确切时间是在夏天。贾母说这话时应该是02年中秋，那么向前推算应该是一年多，为什么此处说是两年多？悬疑在此。也许是曹雪芹的障眼法，也许是这种“三年时间论”本身有问题。

复杂多样的人群生活在复杂多样的世界就注定了复杂多样的思想。对同一问题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往往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不仅仅体现在学术争鸣上，更反映在对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它左右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进而影响我们的言语和行为。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遵守这个世界的秩序规范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尽管我必须承认自己一贯“特立独行”，但对这个世界的许多法则还是有很强的认同感。夸张一点的说，像“欺师灭祖”那样的行径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然而，在一些似浅实深的问题上我的看法却和传统观点大相径庭。有两个反传统的观点实际上在我脑海中转了很久。今天午饭，和丽凉谈到一些，索性就把它都写下来罢。

反传统观点一：科学是一个范式，却不是唯一的范式。

我们一直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唯物主义当然是要强调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如何解释现象，如何改造世界。与之对立的唯心主义则充当了反面的被批判的角色。不错，科学在这方面确实有伟大的作用，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作为一个范式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被验证、被证伪。这是科学的范畴了。从古到今，人类的科学知识不断累积，不断发展。然而必须承认，依然存在许多的未知、迷一样的东西无法用科学范式进行解读。无数科学家通过不懈的努力希望扩大科学范畴涵盖面的疆土，然而汗水的背后依然是欣喜与困惑并存。

宗教作为另一个范式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着独特的地位，数千年来支持着几大民族的繁衍生息。其生命力不容置疑，存在的东西必然合理。我对宗教理解不深，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作为与科学迥异的一种范式，它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处理问题的办法。基督教说上帝是存在的，基督徒笃信不疑。但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没有被验证过。显然这不是科学的范畴了，把科学的观点加上去会得到荒谬的结果。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两种范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玄学也有类似的属性。它们的一些推测手段在科学的范式看来荒诞无稽，但却与事实丝丝吻合，可谓“玄机无限”。从科学的角度无法得到解释。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有的是。孰优孰劣？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好问题。欧洲科学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使得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好多人都认为科学就是世界的全部了，以为找到了救命草。科学范式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福音，但必须承认，与科学范式并列的其它范式的存在性依然不容忽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尽管我生活在科学的范式里，但对其它范式却充满了敬畏而非鄙夷。

反传统观点二：历史可以使人忘记过去。

传统之见是历史要记录过去，减少人们的遗忘。然而历史毕竟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写出来，无论如何也会与真实的情况有出入。而且重要的问题是为何而写，如何去写，由谁来写。我一直喜欢中国古代元朝的例子。1279年，当蒙古铁骑踏破江南攻陷南宋临安的时候，那算不算国破家亡呢？也许你认为不算，因为蒙古族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当时南宋老百姓心里咋想呢？再早一点的北宋有“靖康之耻”，连皇帝都被人捉去了。岳飞的满江红里说“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人们对金国的痛恨可见一斑。

这些惨痛的记忆在历史教科书上确是被很平淡的描写。反正我读起来的感觉是，从商周到明清，是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戏的感觉，一直到近代抗日战争，严肃的气氛才被点燃，仇恨才被激发。日军攻陷南京城，惨绝人寰；但如果把视线拉得长一点，会发现中国古代战争更加残酷。“长平之战”要了四十万人的命，大军所到之处，屠城、烧、杀、抢都很平常。所以中国历史绝对不是可以轻描淡写的，这里面有太多的惨痛的记忆。

蒙古族，大河民族在历史上都侵略过我们，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却完全不同。我当然理解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但对蒙古族却远不及此。一方面是蒙古族现在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已经是兄弟情谊了；另一方面则因为蒙古入侵是6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人们对当年的情形早已失去感觉。这和日军侵华不同，切肤之痛仿佛就在昨天。但我们变换一下历史的坐标，假如生活在南宋，那么对于元军的仇恨未必不如对于今天的日本。当年的长辈也一定会教育子女“勿忘国耻，强我华夏”；向后推600年，也许日本早已融入中华民族，我们也会与大河民族手足相称。

历史的记述永远要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局部放大”或“只言片语”是常事。我们也许会过度关注一个时段而忽视了整体，而这种忽略也就恰恰是遗忘的真正开始。

在这方面，最佩服的还是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而流芳百世，其伟大的视角是不容置疑的吧。

对《红楼梦》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大一刚来北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比较疯狂，总是到图书馆二楼文学馆去翻那些评论红楼的书。中学时的语文老师曾经说，《红楼梦》本身就一本，但研究红楼的著作摞起来却有一人多高。此言不虚，到了北大真的见识了。这些参考书研究的角度各异、风格也不同。有的侧重在诗词，有的则是人物性格的分析，还有不少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当然说到文化，涉及的领域就广了。《红楼梦》是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全景扫描，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里面政治、经济、文化全都涉及。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里面有礼仪、民俗、建筑、文学、宗教……我不知道在社会科学里它们是怎么被分类的，但我还是乐意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能够体现中华传统文明最精随的东西。我对《红楼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上面所说的这个文化的整体，尤其是建筑和诗词方面。我对宁荣两府的内部结构和大观园的布局很热衷；另外就是当时花了好多时间去背红楼的诗词。红楼诗词精美异常，玄机无数。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十二支判词判曲、《园中秋景令》、《葬花吟》和《访妙玉乞红梅》，能熟记于心。有几次到北京西郊曹雪芹故居黄叶村去凭吊，见山峦起伏，曲径通幽，落叶飘飘，流水潺潺，就总能想起那动人的句子：“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

《红楼梦》是一部断臂之作，八十回以后已失落无考。这激发了一代代后人探佚的兴趣。八十回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贾府是如何落败的？那十二钗命运最终如何？但实际上是十一钗的命运，因为秦可卿在前文已有了完结——“画梁春尽落香尘”了。但即使是这个人物，也同样是谜团重重。所以《红楼梦》又是一部迷书，没有人真正知道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这也是她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或许红楼真正魅力之处就在于她的未知性，如果一切事情都盖棺定论了，或许就没有这二百多年来一批批学者的前仆后继了。

人的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能从未知中寻找线索，运用理性的推理寻找答案。在红楼世界草灰蛇线、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不少学者已经借助脂批等暗示寻找到一些曙光、破解了一些谜团。在这方面，我最崇拜的是周汝昌和刘心武两位先生。前者是现代红楼研究的祖师爷，《红楼梦新证》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后者则开拓了一门新的学问——秦学。刘的三篇文章《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和《妙玉之死》堪称历史挖掘和艺术想象的完美结合。

好多人对探轶学派嗤之以鼻，认为读红楼不该牵涉过多的政治历史或其它背后的史事。我对这种观点有所保留。《红楼梦》是艺术作品，就是应该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但这种精神上的享受是极为主观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觉得宝黛爱情悲剧值得叹惋，也有人则把那“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社会悲剧作为感伤的对象。相对而言，我自己则更醉心于书背后的那一段故事，那一段人情冷暖。因此，这里面没有“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人们常说许多社会科学没有定论，那么《红楼梦》则更抽象一步，人们无法达成共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除此之外，《红楼梦》本身的文字布局章法也是考究之极。按照周汝昌的研究结果，全书应该一百零八回，五十四回和五十五回的元宵节应是全书的转折之处，贾府由此盛极而衰。另外像9、12这些数字都很重要，全书的一些重大关目都是发生在9的倍数的回数的文字上；12呢，十二钗不用说了。另外红楼梦最后应该是有一个情榜，列出《红楼梦》中的一百零八位女子，每十二人算作一排，共九排。第一排是正钗，后面则是副钗，又副钗……周先生说《水浒》是写一百零八位绿林好汉，《红楼》则是一百零八位脂粉英雄与之对仗，挺有意思的见解。

       红楼中类似于这样好玩的故事还有很多。除了书以外，我还对其它很多红楼方面东西感兴趣。电视剧，电影，音乐，演员，还有当时央视连续剧的拍摄地北京大观园和正定荣国府。央视版的电视剧堪称经典之作了，现在好像又要斥巨资重拍，但我很怀疑是否能够超越前版，纵是技术上能够达到，观众心理这一门槛是不容易迈过去的。反正对我来说，贾宝玉、林黛玉就是那个形象了，根深蒂固，不太容易改了。王立平的那套曲子堪称天籁之音，真正地融入了红楼的精神，后人难忘项背的。

       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北京的大观园曾经去了好几次，每次都是想寻访电视上拍摄的画面。但总的感觉是，整体偏小，属于模型建筑，但很奇怪在电视上看着就很宽敞。比如宝玉住的怡红院，正房“怡红快绿”，进去之后先是一个小间，平日里丫鬟们呆在这里。电视上看得蛮大的，实际却不尽然。里面的摆设也和当年不一样了，光线很暗，大概时间比较久了吧，完全没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的那种辉煌的气派了。

       还有更夸张的。那年十一，我约了一个哥们和我一块到正定的荣国府游玩。我忽悠他说那是“钟鸣鼎食之家，风流倜傥之地”。结果到那之后，一片荒凉。宁荣街上基本所有的商店全部倒闭，那府里面也是人烟稀少，朋友抱怨不停，我却很有滋味，连忙解释说，这是抄家很久之后的景象了。也就是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感觉了。但最要命的是，那次相机居然除了问题，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回来后朋友差点没“杀”了我。

       刚入学那会儿对《红楼梦》确实着迷了一阵子。后来功课渐渐紧了，温度就渐渐降下来了。但时不时地总还是翻翻书。本科时候通选课写论文，总能用到红楼中的例子。当时一个师兄戏言，说我是“一招鲜吃遍天”，现在想来还真有点儿。《红楼梦》是一部要用心慢慢感悟的作品，日子久了就能陶冶性情。直到今日，我的案头还摆放着她，希冀能够在这浮华得有些炫目的快节奏社会里找到片刻宁静与慰籍。

   彪哥曾经说，爱情有两种，一种是爆炒，“喀”一下就成了；还有一种是要温火慢炖，要“咕嘟”。红楼属于后者。这几天重温旧“梦”，写下这些文字，就叫“温情于红楼”吧。